赵长庚活了很久，久的哪怕下一瞬即刻离去，也会觉得够本了。
他生在两千多年来最后一个帝国老死之日，那一年，中华历史中第一个名义上的新政府在長河下游宣布成立。彼时轰轰烈烈的国民/运动尚未开始，夷狄船炮环伺着这片古老的大地，本土传统与西方新学碰撞，知识分子与贩夫走卒毗邻，有志者疾于国难，投机者蝇营狗苟，庸贱者得过且过，社会在剧烈地激荡交会，一个时代漫长的阵痛已经初现端倪。
后来人慑于它的动荡，惊于它的遽变，感于它的气质与落魄，用太多或褒或贬的词汇来形容它。但于当事人而言，又哪有那么多新奇可言，富贵也好，贫贱也罢，谁还不是挣着一口气、一条命。有人活下来，更多的人死去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，膏润了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。是谁说过，中华这几千年的历史，就像是一辆滚滚前行的马车，坎坷多于平坦，来到伴随离去，有人操纵方向，有人守卫四壁，有人安居中央，还有人将这一把肌骨填付沟壑，垫起继续前行的路途。
赵长庚已经记不得他从哪里听到这句话了。他经过炮火连天的年月，见过普天同庆的欢乐，走过手足相残的争斗，趟过愚昧懦弱的狂潮……他曾迎来新的政权，也曾送走旧的世纪。他从不是什么高尚或者伟大的人，他只是一直活着，快要成为一段百年来的活历史。岁月消磨了他的躯壳与精力，一点点蚕食且剥离着他的记忆。他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当他鬓发生白的孙儿们、带着学生的学生们来看他时，他颤巍巍地拍着那些同样褶皱的手背，却屡屡无法从脑海里搜索出丝毫相应的痕迹。
可他还记得一件事：他在找一个人，找了大半辈子，大半个中华。其实他心里早已不奢望还能见到那人，只想着哪怕远远听个消息，知道他是生是死、老于何处、息于何地，也总归是好的。然而都没有。寻找，成为这漫长光阴中的一个念想，甚至于他已经不记得那个人的相貌，也不记得那个曾经就挂在嘴边的名字。他只记得，他在找一个人，有生之年，他不能再放弃那个血脉相连的亲人。
那是近八十年的分离呵，超过许多人终其一生的长度。
赵长庚很老了，当他盖着毛毯仰在躺椅上时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出神。就像此刻，他正将涣散的目光长久投向窗外一片苍茫，夜幕已经落下，有一颗极亮的星在西天升起。赵长庚很久没有看见这么晴朗的夜空，他望着那仅次于月光的明星，渐渐就挪不开眼了。有破碎的片段渐次从记忆深处浮现，他突然颤抖着手向周身摸索，一遍又一遍，终于在上衣靠近心脏的兜里摸到一个坚硬的圆形物件。
那是一个老式怀表，表壳被养护得光可鉴人，却横着一条触目惊心的弹痕。表早在十年前就停止走动，它经历过无数次修修补补，直到附近最后一家修表铺关门，再没人愿意花费时间在这些复杂的擒纵装置上，于是这老朽的物件也慢慢在时光里僵死。
赵长庚还记得，那一天，总计六百余万字的《中华通史述论稿》交付印刷，大家都说，赵先生五十多年的心愿终于达成了，可只有他知道，到底是谁的执念尘埃落定。怀表背面有两个字，昏花的眼神已经看不清那阴刻的痕迹，但松弛的皮肤还是将触感忠实地传回大脑。表背上用小篆刻着，启明。
就是那颗星啊！赵长庚浑浊已久的双目一瞬间闪出光亮。《诗》小雅·大东篇载：“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。” 毛传注曰：“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，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。”
他想起那个人叫什么了：启明，赵启明。